栏目导航

学术论文

自洽,抑或背离 —对当前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4-12-25 作者: 来源: 阅读10724次

自洽,抑或背离

    —对当前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反思

吴铭达(鲤城法院)

论文提要:

调解,作为缺少成文民事法律支撑的前提下进行纠纷解决的一种便宜方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从陕甘宁边区起,经过不断改造完善的人民调解迅速兴起,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所确认,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则正式将这项制度纳入诉讼框架之中,使调解权成为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历经了一个由盛转衰而又再度复兴的“U”字型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所谓法院调解,指的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原、被告针对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经法院许可,终结诉讼程序的一种诉讼制度。若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诉讼将进入下一程序。因为该活动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亦称为“诉讼调解”。近几年,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下,在“积极推动建立  ‘大调解’体系是坚持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苏泽林语)”的理念的指导下,各种调解模式方兴未艾。我国目前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量的纠纷,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甚至背离了调解的应有价值功能,突破了司法克制,损害了规则之治的形成,因此,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是否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能否达到调解的功能及目标,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全文共9845字)

 

以下正文:

一、自洽之可能:对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较验

近年来,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蓬勃发展,与其自身功能属性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与当前的司法理念相契合。

(一)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实践经验

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若追本溯源,最早可及西周。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便有着对“调处”的记载,秦汉之后,司法官员开始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南北宋时期,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民事纠纷,调处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时至明清,调处则臻于完善。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近代史在战乱与纷争中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国家动荡的年代,很难说法律能够得到真正的施行,因而“传统的,非正式的司法外调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是解决纠纷的特殊方式。”[1]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调解制度才重新焕发生机,司法调解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强调主审法官要亲临讼争地点,听取群众对于纠纷的看法,最后定出双方都愿意接受也都不得不接受的方案,既是审判也是调解。这种“调审合一”的模式,便是现代法院调解制度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在这“十二字方针”的基础上,又加入“依靠群众”,发展为十六字方针。1982年民事诉讼试行法,则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调解制度纳入诉讼框架之中,使调解权成为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这预示着我国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时代的来临,调解进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调解制度在我国勃兴有其文化根源

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其基本精神便是对于“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相互体谅、和睦相处,若将这种追求投射在法律上,则形成了民众对于“无讼”社会的向往。[2]“饿死不当贼,屈死不告状”,这便是“无讼”观念的极端体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人们遇到纠纷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诉讼,更多的时候则希望在不伤和气的环境中,根据道德规范、人情事理来解决问题。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不喜讼”,甚至“厌讼”,而调解恰恰符合人们“无讼”的心理,因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调解都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所以,在中国,调解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部,这就是其能够在我国存在数千年并蓬勃发展的文化根源。

(三)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复兴符合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

在当前恢复性司法、沟通理论等司法理念的牵引下,世界各国都将促进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并不断强化法官在和解中的作用[3](西方“法官主导型”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基本一致)。例如在美国和德国,促成调解已成为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和解有时被赞誉为法官活动的光辉顶点,被看作健康的司法一直应附加努力的目标。”[4]在日本,当今的理论与实务界均将积极和解作为时尚,善于和解解决纠纷的法官被奉为“出色的法官”。[5]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各国法律的发展也必将趋同,因此法院调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借鉴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说,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在中国的复兴,与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是一致的。

(四)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复兴的特殊理据

1.规则之治尚未形成之下的纠纷解决策略

审判与调解是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主要途径。相较于调解以取得当事人合意的方式相对柔性地化解矛盾,审判则是以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或一刀两断的方式强制性解决纠纷。因而,公正的审判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完善的规则体系;第二,人民必须普遍能够接受审判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否则审判的强制性就无法在全社会获得广泛的心理认同。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未具备这两个条件。在规则之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审判就缺少了“相对正义”的标准,其纠纷解决过程可能演变为法院外各方势力的角逐,得出的结果自然也难以得到普世的认同。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审判无法触及之处,恰成为了调解用武之地。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的法宝不仅有法律,还有人情、常理、政策、风俗等等,通过对以上各类社会规范资源的策略性应用,可以有效地避免因法治不完善、司法权威有限、社会法化程度不足所引起的困境。

2.和谐司法理念下对于秩序稳定的要求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可分为两类: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系指因个体间特定目的难以实现而发生的冲突,如果采取一定手段达成特定目的,这种冲突便能够化解,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非现实性冲突系指不具有特定目标,人们以核心价值为依托在意识形态、信仰、阶级利益等方面发生的冲突,由于包含浓厚的感情色彩,冲突更激烈且不易妥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较大。”[6]如在房屋拆迁、农地征用、企业改制中的劳资争议、农民负担、环境污染等。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同时代的多元价值诉求同在,且相互之间无法及时沟通协商,导致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相互交织,且两者随时存在转化的可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提出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并赋予了法院一项全新的功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更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有人说,是社会的需求促使调解的复兴,因为以调解的方式来应对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一方面,对于某些客观性纠纷,调解可以调和结构性的利益对立,防止因为赢者全得而导致阶层或群体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冲突严重的纠纷,调解可以有效地安抚各方的情绪,尽可能地将矛盾压缩在控范围之内,避免该类纠纷发展为上访、缠访案件,使得当事人、法院、政府陷入“三败俱伤”的困境。

近二十年来,法院调解历经了一个由盛转衰而又再度复兴的“U”字型发展过程,[7]上个世纪90年代,受西方“当事人主义”思潮影响,理论界及实务界开始反思法院“调审合一”型调解的弊端,同时也加大了对程序正义的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判决方式结案受到热捧,而曾被奉为圭臬的调解制度则一时归于沉寂。据统计,1989年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率分别为69%76%,至2001年仅为36.7%30.4%。直到2002年,国家的司法政策做出调整,强调在审判工作中应注重诉讼调解,法院调解开始踏入“复兴”阶段,同年民事案件(此时民事经济案件已不再进行区分,即所谓“大民事”)的调解率为31.9%,之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的58.86%[8]最新数据统计,2011年全国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558621件,调解案件2665178件,调解率为40.64%[9]至此,法院调解正式完成“复兴”,再度由幕后走向台前,重新在矛盾纠纷解决领域大放异彩。

二、自洽之障碍:对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检讨

在中国当前的司法体系中,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展现出了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当我们在对其进行检讨时,发现在现阶段,有些特定因素会阻止这种调解模式的功能自洽,甚至出现背离其应有价值功能的情况。

(一)法治进程的局囿

尽管在200838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中国有太多法律不符合天理”。这说明,我国的法律体系只是初步建成,离规则之治还有相当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来强调和推进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其弊端更为明显。

.阻碍规则之治的进程

在当前强调“调解优先”的政策背景下,很多法院规定了强制性的调解率,并将其与法官的奖惩相挂钩。棚濑孝雄先生指出:“当调解者对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人达成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