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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自洽,抑或背离 —对当前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4-12-25 作者: 来源: 阅读8921次

自洽,抑或背离

    —对当前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反思

吴铭达(鲤城法院)

论文提要:

调解,作为缺少成文民事法律支撑的前提下进行纠纷解决的一种便宜方式,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从陕甘宁边区起,经过不断改造完善的人民调解迅速兴起,并在新中国成立后为《人民调解委员会暂行组织通则》所确认,1982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则正式将这项制度纳入诉讼框架之中,使调解权成为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近二十年来,我国的调解制度历经了一个由盛转衰而又再度复兴的“U”字型发展过程,最终形成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所谓法院调解,指的是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原、被告针对争议的实体权利、义务,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协议,经法院许可,终结诉讼程序的一种诉讼制度。若最终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诉讼将进入下一程序。因为该活动是在诉讼中进行的,亦称为“诉讼调解”。近几年,在能动司法的语境下,在“积极推动建立  ‘大调解’体系是坚持能动司法的具体实践(苏泽林语)”的理念的指导下,各种调解模式方兴未艾。我国目前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大量的纠纷,但是也产生了一些问题,甚至背离了调解的应有价值功能,突破了司法克制,损害了规则之治的形成,因此,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是否应该成为一种常态,能否达到调解的功能及目标,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全文共9845字)

 

以下正文:

一、自洽之可能:对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较验

近年来,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蓬勃发展,与其自身功能属性及中国的历史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更与当前的司法理念相契合。

(一)调解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实践经验

调解制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若追本溯源,最早可及西周。在西周的铜器铭文中,便有着对“调处”的记载,秦汉之后,司法官员开始奉行调处息讼的原则,南北宋时期,为了解决日益增多的民事纠纷,调处呈现出制度化的趋势,时至明清,调处则臻于完善。

1911年,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近代史在战乱与纷争中拉开了序幕,在这个国家动荡的年代,很难说法律能够得到真正的施行,因而“传统的,非正式的司法外调解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一直是解决纠纷的特殊方式。”[1]直到抗日战争时期,调解制度才重新焕发生机,司法调解在这样一个复杂的大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马锡五审判方式”。这种方式强调主审法官要亲临讼争地点,听取群众对于纠纷的看法,最后定出双方都愿意接受也都不得不接受的方案,既是审判也是调解。这种“调审合一”的模式,便是现代法院调解制度的雏形。

新中国成立后,调解制度日益受到国家的重视,1958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民事审判工作的基本方针,即“调查研究、调解为主、就地解决”。1964年,在这“十二字方针”的基础上,又加入“依靠群众”,发展为十六字方针。1982年民事诉讼试行法,则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将调解制度纳入诉讼框架之中,使调解权成为审判权的组成部分。这预示着我国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时代的来临,调解进入了最为繁盛的时期。

(二)调解制度在我国勃兴有其文化根源

几千年来,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以儒家思想为代表,其基本精神便是对于“和谐社会”的不懈追求,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要相互体谅、和睦相处,若将这种追求投射在法律上,则形成了民众对于“无讼”社会的向往。[2]“饿死不当贼,屈死不告状”,这便是“无讼”观念的极端体现。在这种观念的影响下,当人们遇到纠纷时,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选择诉讼,更多的时候则希望在不伤和气的环境中,根据道德规范、人情事理来解决问题。可以说,自古以来,中国人都“不喜讼”,甚至“厌讼”,而调解恰恰符合人们“无讼”的心理,因而无论历史如何变迁,调解都是中国人解决纠纷的主要方式。所以,在中国,调解不单单是一种制度,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分部,这就是其能够在我国存在数千年并蓬勃发展的文化根源。

(三)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复兴符合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

在当前恢复性司法、沟通理论等司法理念的牵引下,世界各国都将促进和解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并不断强化法官在和解中的作用[3](西方“法官主导型”和解与我国的法院调解基本一致)。例如在美国和德国,促成调解已成为通过法院积极的行动而努力追求的目标,“和解有时被赞誉为法官活动的光辉顶点,被看作健康的司法一直应附加努力的目标。”[4]在日本,当今的理论与实务界均将积极和解作为时尚,善于和解解决纠纷的法官被奉为“出色的法官”。[5]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各国法律的发展也必将趋同,因此法院调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借鉴是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所以说,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在中国的复兴,与司法改革的世界潮流是一致的。

(四)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复兴的特殊理据

1.规则之治尚未形成之下的纠纷解决策略

审判与调解是法院解决纠纷的两种主要途径。相较于调解以取得当事人合意的方式相对柔性地化解矛盾,审判则是以非黑即白(all or nothing)或一刀两断的方式强制性解决纠纷。因而,公正的审判必须具备两大前提:第一,完善的规则体系;第二,人民必须普遍能够接受审判的依据、过程和结果,否则审判的强制性就无法在全社会获得广泛的心理认同。遗憾的是,我国目前并未具备这两个条件。在规则之治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审判就缺少了“相对正义”的标准,其纠纷解决过程可能演变为法院外各方势力的角逐,得出的结果自然也难以得到普世的认同。

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审判无法触及之处,恰成为了调解用武之地。在调解过程中,调解人的法宝不仅有法律,还有人情、常理、政策、风俗等等,通过对以上各类社会规范资源的策略性应用,可以有效地避免因法治不完善、司法权威有限、社会法化程度不足所引起的困境。

2.和谐司法理念下对于秩序稳定的要求

科塞认为:“社会冲突可分为两类:现实性冲突和非现实性冲突。现实性冲突系指因个体间特定目的难以实现而发生的冲突,如果采取一定手段达成特定目的,这种冲突便能够化解,不会对社会秩序造成影响。非现实性冲突系指不具有特定目标,人们以核心价值为依托在意识形态、信仰、阶级利益等方面发生的冲突,由于包含浓厚的感情色彩,冲突更激烈且不易妥协,对社会秩序的影响较大。”[6]如在房屋拆迁、农地征用、企业改制中的劳资争议、农民负担、环境污染等。笔者认为,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不同时代的多元价值诉求同在,且相互之间无法及时沟通协商,导致现实性冲突与非现实性冲突相互交织,且两者随时存在转化的可能。为解决这一矛盾,我国提出了和谐司法的理念,并赋予了法院一项全新的功能—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2007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中指出:“人民法院既是和谐社会的建设力量,更是和谐社会的保障力量,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肩负着重大历史使命。”

有人说,是社会的需求促使调解的复兴,因为以调解的方式来应对日益剧烈的社会冲突,能够最大限度地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一方面,对于某些客观性纠纷,调解可以调和结构性的利益对立,防止因为赢者全得而导致阶层或群体矛盾的激化;另一方面,对于某些冲突严重的纠纷,调解可以有效地安抚各方的情绪,尽可能地将矛盾压缩在控范围之内,避免该类纠纷发展为上访、缠访案件,使得当事人、法院、政府陷入“三败俱伤”的困境。

近二十年来,法院调解历经了一个由盛转衰而又再度复兴的“U”字型发展过程,[7]上个世纪90年代,受西方“当事人主义”思潮影响,理论界及实务界开始反思法院“调审合一”型调解的弊端,同时也加大了对程序正义的关注,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判决方式结案受到热捧,而曾被奉为圭臬的调解制度则一时归于沉寂。据统计,1989年民事、经济案件调解率分别为69%76%,至2001年仅为36.7%30.4%。直到2002年,国家的司法政策做出调整,强调在审判工作中应注重诉讼调解,法院调解开始踏入“复兴”阶段,同年民事案件(此时民事经济案件已不再进行区分,即所谓“大民事”)的调解率为31.9%,之后逐年上升至2008年的58.86%[8]最新数据统计,2011年全国法院审理民事一审案件6558621件,调解案件2665178件,调解率为40.64%[9]至此,法院调解正式完成“复兴”,再度由幕后走向台前,重新在矛盾纠纷解决领域大放异彩。

二、自洽之障碍:对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检讨

在中国当前的司法体系中,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展现出了其他纠纷解决机制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但当我们在对其进行检讨时,发现在现阶段,有些特定因素会阻止这种调解模式的功能自洽,甚至出现背离其应有价值功能的情况。

(一)法治进程的局囿

尽管在200838日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基本形成”。但是正如张维迎教授指出的:“中国有太多法律不符合天理”。这说明,我国的法律体系只是初步建成,离规则之治还有相当距离。在这种背景下来强调和推进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其弊端更为明显。

.阻碍规则之治的进程

在当前强调“调解优先”的政策背景下,很多法院规定了强制性的调解率,并将其与法官的奖惩相挂钩。棚濑孝雄先生指出:“当调解者对具体纠纷的解决持有自己利益时,往往可以看到他为了使当事人达成合意而施加种种压力的情况”。[10] 面对调解率这柄“悬梁之剑”,某些法官开始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行强制调解,常用的手段是采取“背靠背”的方式,在调解的过程中,故意发表自己对案件的看法,并告知当事人若拒绝调解将可能承担的不利后果,令当事人陷入诉讼的“囚徒困境”之中,从而不得不勉强接受调解。更有甚者采取“以诱促调”、“以拖压调”的方式,直接逼迫当事人进行调解。可见,在高调解率的压迫下,法院已经调解陷入了越是偏重调解,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越是得不到保障的恶性循环当中。[11]这无疑阻碍了规则之治的进程。

.贬损司法权威

近年来当事人恶意调解的现象时有出现,以调解方式结案最终却进入执行程序的案件也越来越多。调解的本质是实体权利的让与(或放弃)和实体义务的承担,实践中,有些别有用心的当事人开始钻起调解漏洞,恶意与对方达成合意,但却不按协议约定履行义务,其目的并非想真正解决纠纷,而是要利用调解拖延债务的履行,更有甚者,在法院送达调解书时拒绝签收,以此来逼迫对方做出更大让步。恶意调解的行为不仅贬损了司法的权威,也侵害了调解协议中守约方的利益。

由于“强制调解”与“恶意调解”的出现,我国已出现了“调解率”与“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的双高趋势。广州市从化法院,2007年至2009年三年的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分别为68.8%66.7%65.4%;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2006年至2009年四年数据分别为60%51%50.4%71.40%;成都市高新区人民法院,2002年至2009年七年间,共完成调解5296件,申请执行2487件,调解案件申请执行率为47%。以上数据表明,我国目前高调解率的背后埋藏着巨大的隐患,诸多调解案件进入执行程序,意味着案结“事未了”,诉讼调解并没有真正起到纠纷解决的功效。

.未能有效弥补司法资源

诉讼调解有快速平息纠纷的作用,这一特性也定了其能够节约司法资源,但实践中却往往不尽如人意。在诉讼调解中,法官要说服当事人做出让步,达成调解协议,就需要对当事人就案件的事实、证据、法律适用等问题做出解释,有时还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做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充当心理咨询师的角色。在一些疑难案件中,类似的说服工作很难一次奏效,需要多次的重复,若最终双方能够达成调解尚好,若无法达成合意,案件则要进入审判阶段。这种“久调不决”的案件,法官的精力被大量地重复耗费,诉讼时间也被一再拖延,不仅达不到节约司法资源的目的,反而进一步造成了浪费。因此,有学者就指出:尽管调解与判决相比省略了对案件的评断和宣判环节,但在说服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这一过程中所耗费的精力和时间并不比对案件直接作出判决少。[12]   

.模糊情理法的边界

在中国古代的调解中,调解的依据不仅有法律,还有儒家的礼俗,这体现了中国社会追求情理的传统法文化精神。时至今日,我们应当尊重传统的延续和历史的惯性,在诉讼调解中考虑情理的因素,但切不可模糊情理法的边界。实践中我们发现,有些法官在处理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时(例如离婚、继承、抚养关系纠纷等),常带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在调解过程中情理因素考虑过多,带有极强的个人感情色彩,对自己所认为的“弱势”一方大为偏袒,对“过错”一方则大加指责、各番施压,这种将情理置于法律之前的调解方式,使得当事人最终达成的协议具有严重的倾向性。在调解中法官若是模糊了情理法的边界,使法律屈从于清晰,不仅威胁了法律的权威,也破坏了法律的统一性与稳定性,最终将丧失社会公平正义的情理底线。[13]

(二)实践操作层面的局囿

.调解场景的转化: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

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情理,注重人际关系之间的和谐。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熟人社会需要靠人际关系来维持,所以当人们遇到纠纷的时候,令可牺牲自身的利益,也不愿打破彼此间已建立的亲密关系,这种对于和谐关系的追求与调解的价值取向有着天然的相容性。然而,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日益深入,“和为贵”的传统理念不断遭受冲击,取而代之的是权力意识与权利文化的兴起,利益也逐渐取代人情成为人们所追逐的目标,“熟人社会”不复存在。在新形成的“陌生人社会”中,当个体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关心的不再是彼此间的关系是否会遭到破坏,而是考虑如何最大程度地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社会结构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变,反映到法律纠纷中,就是利益冲突与对抗的不断加剧,这也使得法院调解工作的难也越来越大。特别是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双方权利让与的范围都非常有限,而在事实澄清、责任划分与承担等问题上,当事人又各执一词,互不退让,最终很难达成合意。

.新型纠纷的涌现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个体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社会生活也日渐复杂,各类新型纠纷不断涌现,如公害诉讼纠纷、拆迁补偿纠纷、产侵权责任纠纷、医疗过失纠纷等,这类纠纷在客观上具有难以化解的因素,有些甚至超过了法院调解所能承载的范围。新型纠纷主要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从纠纷主体上看,作为被侵权人的原告并非单纯的个体,而是大规模的市民集团。他们所受伤害范围较广、不易确定,且部分属于精神层面的损害;作为侵权人的被告则是政府机关、社会组织、企业等强势机构,在纠纷中占有优势地位;

第二、从原告诉求来看,不仅涵盖过去已实际发生的损害,还包括将来可能出现的损失;

第三、从纠纷性质上看,通常涉及政府行为是否合理、合法。

.调解实践的动力不足

随着社会结构的转变、新型纠纷的不断涌现,法院调解的难度日益增大,但法官在调解率的压迫下,不得不组织调解,当事人在法官的压迫下,也不得不参与调解,这使得“调解优先”在某些时候看来,似乎成为了国家政府的“一厢情愿”,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各方参与人调解热情的不断消退。

(1)审判法官的动力不足

第一,在中国当前“调审合一”的模式下,若双方最终无法达成调解协议,主审法官将付出双倍的劳动时间,重新对案件进行判决。因此,对于一些已经开过庭,且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明确,法律关系清晰的案件,法官做调解工作所花费时间与精力将远远超过制作一份判决书,况且,调解具有不确定性,法官的付出与回报不一定能构成正比,在这样的情况下,某些法官逐渐丧失了对调解的热情。

第二,随着法院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据统计,2012年,全国法院共审结案1239.7万件,法官人数约为19.7万人,[14]以此计算,一名法官一年要审结63个案件,平均每个案件的审理周期只有6天,在这样的客观要求下,何种方式能够最快地审结案件,缩短审理周期,便会成为法官的首先。一方面,调解会花费法官大量的时间与精力;两一方面,对于那些经过多次调解,最终却未能成功的案件,其结案周期也将随之延长。所以当法官了解到当事人并无强烈的调解意愿的时候,直接选择判决反倒更能够提高效率。[15]

所以,无论是从法官的付出来看,还是从案件的审结周期来看,当前法官的调解动力都是不足的。

(2)当事人动力不足

调解的本质是实体权利的让与实体义务的承担,如前文所述,处于“陌生人社会”的今天,很多当事人来法院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的武器来获取属于自己的正当利益,而放弃权利则无法实现其初衷,故不同意接受调解。再者,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恶意调解案件层出不穷,部分债务人调解的目的就是为了拖延债务的履行,而非要真正解决纠纷,且债权人之所以选择将纠纷诉诸法院,很大一部分原因便是出于对债务人的不信任,在他们看来,既然调解与判决一样要进入最终的执行程序,与其调解消耗自己的时间精力,不如直接让法院判决,所以也不愿接受调解。

三、路径探索:在逆向与正向延伸中实现调和

在前述障碍的困扰下,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应作出适当的调整,以达到其应有功能,同时实现制度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性。

(一)逆向延伸:以法院为主导调解模式的整合

近几年来,法院调解的指导思想由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转变为调解优先,调判结合,而调解模式则从法院专门从事诉讼调解到推动大调解机制建设转变。所有的这些转变,都是在“司法能动或者司法为民”的理念下进行的,因此而形成法院主导调解模式构建的局面。

大家知道,在我国,除了法院调解(司法调解)之外,还有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及社会组织调解,长期以来,人们将焦点过多地集中于法院调解或者法院主导下的调解模式的构建,由法院四处出击,到交警、工会、劳动仲裁、林业局、村居等政府部门设立各种诉调对接中心,派驻法官长驻或定期上门进行纠纷调处,这导致了其他三类调解模式的严重萎缩。笔者将这种以法院为主导推进调解模式构建称为“调解的逆向延伸”。在纠纷解决的过程中,过分强调调解或者对调解适用不当,都可能导致负面的效果。由法院主导来推动各种大调解模式的构建,不仅没有解决司法资源紧张的问题,而且会产生前述的种种不良后果。这就要求法院保持一定程度的司法克制,将主业复归审判,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以及社会组织调解的资源整合起来。

在具体的制度构建上,笔者认为可以成立“社会纠纷调处中心”。既然是社会纠纷调处中心,顾名思义其运作就不是由法院为主导来推进的,而是应由党委、政府的领导下的政法综合治理部门牵头协调,司法行政部门业务指导,其他职能部门共同参与调处中心具体运作,以整合各种调解资源,对社会矛盾纠纷进行协调处理。[16]而诉前调解也应从法院中逐渐剥离,整合到该模式中,最终实现从“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向“以社会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转变。

这种模式可以防范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缺陷,将纠纷的预防与化解工作有效的结合起来。具体操作上应注意以下四点:

1、建立专门的协调领导机构。成立该机构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挥各职能机构和有关组织开展工作,故该机构必须有专门的权威,笔者认为以地方的“党委政府班子”组成为宜。同时,也可以邀请专业人士参与,以便科学决策。

2、对相关机构和资源进行系统性的分类整合,实现效益最大化。在社会为主导的调解模式下,参与组织机构繁多,其中部分在功能上存在相似之处,若不对这些资源进行一定的整合,将会产生重复劳动的问题。笔者认为,可根据纠纷解决机制的不同,将社会为主导的调解工作机构分为四类:(1)人民调解工作机构,该机构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核心开展工作。人民调解委员会主要设立于基层居委会、村委会,分布广泛,调解工作的开展方便快捷,被称为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道防线”。目前,全国共有人民调解组织817万个,人民调解员428万人,专职调解员80万人。2012年共调解纠纷926万件,调解率高达96%;(2)司法调解工作机构,该机构以司法机关为核心开展调解工作;(3)行政调解工作机构,该机构以行政机关为核心开展调解工作;(4)社会组织调解工作机构,主要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为核心开展调解工作。

3、在对各类资源进行整合的基础上,再对各类调解机构的工作进行合理分配,界定其纠纷处理的范围,同时巧妙处理好各机构之间的衔接,以保证它们之间的协调运作。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或社会调解组织对调解不成,可能进入诉讼程序的纠纷,应及时当告知当事人司法救济渠道和途径,并积极配合法院共同做好调解工作。人民法院对未经调解的纠纷,则要积极引导当事人先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社会调解组织处进行调解,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也可以以邀请协助或委托的方式,让人民调解委员会、行政机关或社会调解组织参与到调解中来。以笔者所在法院为例,2013年全年调解案件2128件,邀请协助调解案件1015件,所占比例高达47.69%

4、建立联调机制,对于类似群体性事件的涉及面广、成因复杂的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光靠某一调解机构孤军奋战难度较大,故应建立联调机制,由多个调解机构共同出力解决。

(二)正向延伸:其他力量主导下调解模式的塑造

笔者关注到,在台湾,新北市政府驻法院家事服务中心于20131231日在新北市地方法院正式启用,据其制度设计说明,未来将提供社工辅导、法律扶助、新移民服务与心理咨询等整合式平台,只要属于家事相关事件,无论纠纷处于诉讼前、中、后阶段,都可以到家事服务中心寻求协助。[17]家事服务中心,是新北市政府联合社会福利团体、移民署、心理卫生局等单位而设立在法院,主动为当事人及其家属提供咨询与介绍服务的机构。这种纠纷调处模式,笔者认为这可以借鉴到我国调解模式的重塑上,并将其称为“调解的正向延伸”。它与我们目前由法院主动派驻工作人员到工会、劳动部门及村居等部门的调解模式不同,以由政府、社区或社会群体为主导建立,并将机构设在法院。笔者认为,这种由非司法机关主导设立的调解机构,具有较大的灵活性和可变通性,因此,可以避免法院主导受制于规范的困境,同时也可以避免法院为求调解而变通规范,成为破坏规则之治的帮凶。故“调解的正向延伸”更符合当前调解模式转型的发展方向。

1、人民调解员驻庭制度的尝试。对此,福建省各级人民法院率先做出了尝试,《中共福建省委办公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司法厅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闽委发【201321号)中提到:“各级人民法院要探索建立驻法院(庭)人民调解室。”笔者认为,法院可挑选人民调解组织中调解经验丰富、作风正派并具备一定法律知识的调解员常年进驻法院(庭),协助法官进行调解工作。

2、专业调解组织驻庭的尝试。对于某些发生在特殊领域、涉及专业性问题较多的纠纷,如前文所述,可以通过行业协会等设立专门性的社会调解组织,同时考虑入驻法院,如医疗事故、产品责任纠纷等,法院在审理这类调解协议时,应当充分尊重有关机构在纠纷解决中适用的行业标准、行政法规,应尽量避免轻率作出撤销有关机构处理意见的决定。[18]

(三)衔接与互补:两种模式的功能调谐

但是,前述调解延伸的两个方向,也不是任由其独自延伸,互不沟连,它们在并行为悖的同时,也要有适当的沟连机制,来实现制度的衔接与优势互补。

第一,建立完善的司法确认制度。现在的人民调解协议已具有民事合同效力,但还不够,笔者认为,效力范围应延伸至行政调解、社会组织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只有赋予了这些协议法律效力,才能够引导各类纠纷合理分流并取得有效解决。

第二,还应加大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社会调解组织的指导力度。首先,法院定期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其次,当法院在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社会组织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时,可以组织参与调解并制作该调解协议的人员参加旁听;最后,当调解组织作出的解协议,被人民法院生效判决变更、撤销或者认定无效时,法院应告知相关调解组织,以便于调解的执行及进一步的调解工作的开展。    

 

结语:以法院为主导的调解模式尽管有很多的优点,但不得不承认,在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今天,它已无法满足纠纷解决的需求,在司法能动理念的指导下,必须逐步实现向“以社会为主导的调解模式”的转变。当然,这样的变革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虽然我们已经开始了尝试,但还远远不够,未来的路,依旧任重而道远!

 



([1])【美】罗伯特F尤特:《中国法律纠纷的解决》,周红译,载《中外法学》1990年第2期。

[2])胡文文:《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范愉:《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国人民法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6页。

[4])【德】奥特马·尧厄尼希:《民事诉讼法》,周翠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6页。

[5])姚志坚:《“调解热”与法院调解制度的现代转型》,载《法学适用》20059月,总第234期。

[6])【美】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孙立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134页。

7)周法:《诉讼调解60年》,载《人民法院报》2009 2日第版。该文将我国法院调解的历程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 -1981年,以调解为主阶段;第二阶段,1982 - 1990年,着重调解阶段;第三阶段,1992- 2003年,是自愿调解阶段;第四阶段,2004年至今,调解优先,调判结合阶段。

8)《中国法律年鉴》(19892008),中国法律年鉴出版社2009年版。

[9])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网,http://www.court.gov.cn/qwfb/sfsj/index_2.html,于2014531日访问。(20122013年未有官方数据)

[10])【日】棚濑孝雄:《纠纷的解决与审判制度》,王亚新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1])杨凯:《法院调解制度改革的理论透视与立法思考—程序公正与诉讼效率为中心的分析》,载曹建明主编:《程序公正与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615页。

[12])章武生:《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

[13])周博文、杜山泽:《情理法:调解的法哲学思维解析》,载《湖北社会科学》2012年第11期。

[14])数据来源于《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

[15])郝  岩:《法院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完善》,载《法联期刊》20128月。

[16])章武生:《论我国大调解机制的构建—兼析大调解与ADR的关系》,载《法商研究》2007年第6期。

[17])《人民法院报》,2014214日第8版。

[18])梁丽:《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构建》,载《中共山西省直机关党校学报》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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