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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民事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研究——以泉州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主分析

发布时间:2014-12-25 作者: 来源: 阅读9251次

民事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研究

——以泉州法院的司法实践为主分析

蒋武庆   赖莹莹  (鲤城法院)

一、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概况

当今社会变动速度较过去大幅加快,产生的纠纷也往往具有多方面交叉、多角度复合、多主体相关的特点,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综合性强、权威性高、公信力大的纠纷多元调处机制,是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有效手段。近年来,泉州法院受理各类民事案件数量迅猛增长,特别是民事案件增长更为迅速。见下表:

1泉州法院2010—2012年一审民事案件数量     

单位:件

年份

2010

2011

2012

一审民事案件数

38296

49759

61084

资料来源: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应年份统计数据报表

通过上表可以看出,泉州法院系统受理的一审民事案件以每年1万件左右的数量递增,案件压力十分巨大。为此,泉州法院民事审判部门运用司法ADR原理,按照《民事诉讼法》中关于调解、委托调解的规定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的要求,进行了多元解决机制的探索工作,通过有效整合社会资源,大力推行多元联动调解机制,主动争取公安交警部门、工商局、工会组织、妇联组织等政法单位、行政机关以及社会团体的支持和配合,力争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社会力量的和谐联动。采取的主要做法有:

(一)在基层人民法院全面成立人民调解工作室。人民调解工作室主要挂靠在各基层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由当地司法局选派人民调解员进驻,开展诉前调解、接受委托调解、协助法院调解及法律咨询等业务。人民法院利用人民调解工作室开展先行调解工作是践行新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表现。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功能互补、工作互动、程序衔接的良性机制,节约司法资源。同时,人民调解工作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均不收取费用,进一步做到便民、利民。

(二)设立交通巡回法庭。各基层人民法院根据实际在各交警大队设立交通巡回法庭或者交通巡回审判点,以此为依托开展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的立案、调解、开庭、诉讼保全等工作。

(三)与工商局的调解衔接机制。中院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联合出台《关于开展消费纠纷行政调解与诉讼调解衔接工作的意见》,指导本项工作的开展。主要做法有:人民法院邀请或委托工商部门调解消费纠纷,经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的,由法院制作调解书,未达成调解协议的,由法院继续审理。工商部门调解消费纠纷案件达成的调解协议,双方当事人认为有必要并均同意的,可以共同向人民法院提交相关材料,申请依法确认调解协议的效力。

(四)依托工会组织,设立“劳动争议纠纷接待点”。 选任工会人员担任人民陪审员或执行联络员,积极邀请工会人员协助相关诉讼调解,畅通劳动争议纠纷案件渠道,共同构筑化解劳资纠纷多元化机制,加强该类案件的调解和审判工作。如泉港区48名外来工人与福建万家鑫轻工发展有限公司因辞职引发工资款纠纷,工人围堵国道,到管委会办公楼静坐,扬言要跳楼。区委区政府迅速组织人事劳动局、工会、管委会、公安局、当地党政等多部门进行协调解决,泉港法院得知后即提前介入,通过多部门联合调解,最终在两天内让农民工及时领到应得劳动报酬19万多,彻底化解了该纠纷,案件也就不再进入法院。惠安法院与县、市总工会密切配合成功地审理张凤琼等5名职工诉惠安壹智鞋业有限公司工伤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得到有关领导和部门的充分肯定,福建省电视台《新闻启示录》栏目对该案例作了正面宣传报道。

(五)邀请人大代表协助诉讼调解。在法院法官的主导下,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向人大代表发出邀请,通过情与理的结合,使人民法院的诉讼调解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提高纠纷的解决效率和效果。在近四年的实践中,全市两级法院与各级人大有效沟通、密切配合,逐步形成了法院、人大、诉讼当事人良性互动的局面。两级法院特别是各基层法院及其人民法庭的积极作为,不仅有效地化解大量民间矛盾纷争,为大调解诉讼格局的形成积累了宝贵经验,也为维护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了贡献。这项工作不仅得到社会认可和人民群众普遍赞赏,也得到了各级党委、人大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

(六)其他多元联动调解机制。鲤城法院持续开展“法官进社区活动”,;丰泽法院在诉讼调解过程中邀请丰泽区检察院民行科派员监督并协助对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实现调解过程合法、公正、透明;安溪法院在安溪茶都、茶镇、茶企、茶叶合作社、茶场、茶园等重点涉茶领域全面设立调解工作室;德化法院建立 “民商事纠纷案件速调中心”,对争议不大,事实清楚的案件在立案审查期直接由速调中心进行调解解决,大大缩短了案件的审理期限。

二、从法律层面对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进行考察与分析

(一)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的运作

调解是为了满足各种诉讼当事人的不同需求,但因为我国特殊的调解制度,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必然要在法定的框架内运作。

1.调解的管辖

除了人民调解工作室受理纠纷存在法定情形外,泉州法院委托调解,邀请协助调解的对象均没有地域的限制,如晋江法院受理的案件可以委托石狮交警部门调解;鲤城法院受理的案件可以委托晋江工会组织调解。当然,这种工作并不是盲目的,而是根据案件的实际需要来确定被委托调解机构或者受邀请协助调解的对象。                                               

2.调解的启动                                              

除了人民调解工作室所调解的案件中有一部分是纠纷当事人自行寻求人民调解工作室要求化解纠纷以外,其他如涉及交警部门、工会、妇联等都是案件已经进入诉讼程序,法院认为相关机构的介入有助于化解矛盾,调解纠纷,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的基础上,将案件委托或者移交给有关单位调解。

3.调解的过程                                                   

因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可以依照执行,泉州法院在处理这类调解案件时非常灵活。有的案件是完全移交给被委托机构进行调解,有的案件则是与被委托机构共同调解。其中,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调解自由度最高,因为人民调解自有其一套运行机制,即使案件是由法院委托调解,审判人员一般也不会参与调解的过程,而是发挥人民调解员的能动作用进行调解。而大部分的案件则是由法院审判人员与被委托机构工作人员共同调解,如涉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之于交警部门,劳动争议纠纷之于工会组织等等。

4.协助调解人的选任                                      

通过多年的实践,泉州法院普遍建立的协助调解人花名册,主要是各级人大代表和人民调解员。因为上述两个群体的人员相对更为稳定,且在全市范围内分布较为均衡,法院审判人员只需根据当事人的户籍地、住所地、工作地等情况就可以比较容易地找到合适的协助调解人。                 

5.调解的结果                                      

人民调解工作室调解未果的纠纷可以由当事人选择是否向法院提起诉讼,调解成功的亦是由当事人选择是否向法院申请确认调解协议。其他法院委托调解或者邀请协助调解的案件,由于仍然诉讼诉讼程序中,调解成功的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调解的规定办理,调解不成功的则由法院继续相应的诉讼程序。

(二)从司法ADR层面对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进行考察与分析

1.对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进行定性

泉州法院开展多元联动调解并非是司法ADR的完整体现,仅仅是在我国现有民事诉讼制度框架下对法院多元解决机制作出的一些探索。泉州法院近年来受理的民事案件数量激增是促使这种探索开始的重要因素。而这种探索既借鉴了国外司法ADR的优势,又紧密结合了我国司法环境的实际情况,是一种十分有益的探索。

2.对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多角度考察

泉州法院在受理案件时,按照《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规定,建议当事人先经过附设在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人民调解工作室的调解。这一点与德国的起诉前强制调解制度相近,不同点在于我国没有强制诉前调解的规定,法院只有建议权而无强制权。而邀请交警部门、工会组织、妇联组织、人大代表等机构或个人协助调解,与美国法院附设调解制度有某些相似之处,如调解结构、调解员花名册,选取调解员,调解员听取争议双方当事人的意见。总之,从法院多元解决机制中可以发现各国司法ADR的片段。

3.民事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积极作用

泉州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的实践只是全国法院系统诉讼调解的组成部分,这类机制在全国各地显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1)法院调解机制实现良性发展

首先,诉讼调解方法不断增多。如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调解法;“背靠背”调解法;“茶桌调解法”等等。这些调解方法无一不是法院多年调解工作的深刻总结。有的虽然只是具体案件的调解方法,但因为多年行之有效的经验和成果,也为我国诉讼调解制度和大调解制度的发展提供的实践经验。

其次,多重调解体系得到进一步完善。如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的“促进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和“完善诉讼活动中多方参与的调解机制”两部分就对多重调解体系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如泉州法院大力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室的作用,正是基于该意见的有益实践。数据详见下表:

2泉州法院2010年—2012年诉前化解纠纷和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案件数量

单位:件

类别      年度

2010

2011

2012

诉前化解纠纷

537

3890

2000余件

确认人民调解协议效力

895

3381

1257

资料来源: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相应年份工作报告

2)协助法院开展多元解决的社会调解力量在不断增强

表现在各类调解平台陆续建立。其中比较典型的有:a交通事故调解平台,有的地方称为交通巡回法庭。b医患纠纷调解委员会。从“婴儿疑被烤死事件”到“温岭杀医事件”,近年来,全国各地的医患纠纷不断。从全国各地的经验来看,第三方调解是化解医患纠纷的大趋势。泉州成立医疗纠纷调解委员会。这一机制实际上已经有了国外司法ADR的许多特征。c明星调解室。这里的明星并非是娱乐圈的“明星”,而是普普通通的志愿者调解员。浙江省诸暨市江新社区最大化地发挥社会志愿者力量,利用民间调解化解矛盾——转变单一的以政府为组织为主体的化解矛盾的模式,充分发动基层群众和专业人士参与到矛盾纠纷化解中来,形成社区人人参与的局面,达到开放式化解矛盾的目的。这种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挖掘优秀人才资源创建品牌调解室的做法化解了大量的社会纠纷。[1]而这里个人品牌的调解工作室并不单此一家,在全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3)纠纷当事人对待调解更加熟悉和理智

我国的法院结构和案件结构中,80%的法官在基层法院,基层法院承担着90%的一审案件的审理工作。而基层群众间的纠纷主要是婚姻家庭纠纷、继承纠纷、宅基地纠纷、邻里纠纷、劳动合同纠纷、工伤事故纠纷、损害赔偿纠纷、合伙纠纷以及数额较小的债务纠纷等等。这些纠纷的当事人很多是亲戚、朋友、邻里,他们有着和谐的过去,本质上希望还有良好关系的未来。而判决处断的非黑即白的结果往往很难令人对未来的良好关系产生期望。而调解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药,是满足人民群众司法需求的重要手段。当事人也乐意接受调解,不少案件的当事人还请求法官主持调解,以求用调解的方式不伤和、温和地解决纠纷,消除矛盾。

三、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存在的不足

一系列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特别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的空白和不足,使我国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有法可依。泉州法院系统依此开展的多元解决工作,将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相结合,取得了一些成效,但不可避免的存在不足。这些不足,既有我国法院纠纷解决机制的普遍特点,也有本地纠纷解决机制的个性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相关的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不全面,位阶较低,缺少权威性

在司法ADR发达的国家,该制度大多是以国家法律的形式出台的,具有比较高的权威性和比较强的约束力。而我国的《民事诉讼法》虽然对诉讼调解、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等有相关的条文规定,但只是泛泛的指导性规定[2],在具体操作层面则仅仅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3],法律层次较低,缺乏广泛的法律效力。而在我国法院的纠纷多元解决机制中,需要涉及法院、政府、人民调解组织、监督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因为自身管理性质的需要,往往又都有各自的管理规定。这样就很容易出现令出多门的状况,很难使社会各部门形成调解纠纷的合力,甚至可能出现互相推诿、互相扯皮的现象。如有的部门在面对矛盾纠纷时往往一推了事:“你们去法院打官司,谁赢谁输我们听法院的”。这就造成一种恶果:本来司法是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现在变成了社会公正的“唯一”防线,使大量的矛盾纠纷集中到法院来,案件数量的大量增长而法院又不可能及时地增加相应工作人员,这必然导致诉讼效率和诉讼质量降低的后果。而这恰恰是国外司法ADR创建之初所面临的情况。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委托调解、诉前调解、人民调解协议确认等方面的司法解释应其法律位阶,对其他单位具有的权威性和拘束力非常弱,无法对其他单位形成有效的影响,使得通过诉讼外纠纷解决机制的发展受到制约,纠纷当事人的期望值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从发展的角度看,我国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的规定以司法解释作为过渡性的规定是可以的,但最终应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全面的规范和管理。

(二)法定的解决机制种类较少,可供选择面较窄

泉州法院系统虽然开展了大量的工作,但实际上仍然只是围绕着人民调解和委托调解做文章,在法院开展的各类调解工作本质上仍然是诉讼的一部分。我国政府部门、社团组织等有关机构,特别是交警、工会、妇联等机构所开展的工作中,有很大一部分职能就是对各类矛盾纠纷进行调解。但是,按照《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行政机关、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上述具有民事合同性质的调解协议尚无法像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的民事调解协议那样按照《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来进行确认,各地法院的做法不一,这就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纠纷当事人和调解机构的调解积极性。

(三)法院外其他机构、人员解纷工作发展不平衡

在“发展经济是第一要务”的浓厚氛围下,调解工作、法治环境作为发展经济软实力还没有成为基层干部的普遍共识。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主要靠法院来推动,而与之衔接的有些机关、乡镇、街道、团体还停留在“会上、纸上、嘴上”,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境况,因此人民法院开展的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因地方政府、机构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发展不平衡。一些农村、社区人民调解员多为两委主要干部兼任,无暇顾及调解工作,出现基层调解组织弱化现象,对人民法院开展的诉前调解、委托调解不配合,甚至引导动员当事人走诉讼途径,以减少自身工作压力的一些不正常现象。

(四)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过分依赖调解人的身份

泉州法院乃至全国不少地方的法院在选择纠纷解决的调解人时往往非常注重的不是调解人的调解技能,而是调解人的其他“身份”。如单位领导、企业老总、村支书、村干部等。这些调解人往往具有较高的威望或者权力,又因为与纠纷当事人长期在工作、生活在一个“圈子”当中,使他们获得了法官在某种程度上无法具备的调解优势。但同时,这种威望和权力,却也会在一些纠纷的处理时给当事人带来较重的心理负担,让纠纷当事人以为如果不调解酒会在今后的工作生活中产生其他不良后果而被迫接受调解。而在这种背景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

(五)培训指导、宣传推广工作不够深入

司法行政部门、人民法庭对基层调解组织的指导往往是一案一指导,而没有系统的和站在较高高度的指导机制。现有的31率制度使审判人员要依“质效评估指挥棒”转,不愿花费太多精力和时间下基层推进和指导调解组织解决纠纷,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会其他纠纷解决机制的公信力的提高,纵然法院大力开展纠纷多元解决机制,当事人仍然宁愿现向法院提起诉讼再调解,而不愿先行通过人民调解组织调解再通过法院进行确认。另外,人民调解组织的公信力和认知力仍然不足,当事人在发生纠纷后往往想到的途径就是到法院通过诉讼解决,却不知道按照现行的司法解释可以通过将人民调解协议确认的形式来获得和法院裁判文书一样的强制执行力。如果纠纷当事人知道这一情况,可能从诉讼效率和节省诉讼费用的角度来考虑,希望通过人民调解协议的形式来达成目的,这样不仅可以节约时间,同时也可以节省诉讼费用。

(六)征信体系不全,失信成本太低

我国当前信用体系建设主要集中在金融领域,而在法院诉讼领域,2013717日印发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虽然使失信被执行人的失信成本大幅提高,但针对的也只是已生效裁判文书的被执行人。对于在诉讼调解、社会组织调解等过程中怀有不当目的或者假借调解干扰正常的纠纷解决的当事人尚无相应的惩罚机制,未能与个人征信体系全面衔接。现在不少法院的调解案件执行申请律有所提高,表明有的纠纷当事人存在通过调解来达到拖延履行时间的目的。而有的法官为了追求调解率,也往往愿意通过让双方当事人签订庭外和解时间的声明的形式规避案件审理期限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使意图通过调解来拖延时间的当事人目的得以达成。因此,建立和完善征信体系是十分必要的,不仅要把违反调解协议导致一方当事人申请强制执行的行为纳入征信体系,也要把调解过程中的某些恶意行为一并纳入征信体系,只不过因为调解过程中的行为较为难以认定,可以在惩罚机制上较违反调解协议者轻。

四、完善民事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建议                                        

(一)进一步完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立法                

《民事诉讼法》和《人民调解法》是我国现行法律中有关民事调解的救济和规范的主要法律。虽然这两部法律对诉讼调解、人民调解的程序、认定等做了比较详细的规定,但并没有对诉前调解、行政调解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进行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的《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和《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诉前调解、委托调解以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等做出了规定,但这毕竟只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效力层次较低,而且属于专项规定,体系上也不够系统,对民事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方式推进作用有限。                                

从前述英美德日等司法ADR较为发达的国家来看,司法ADR已经成为各国解决纠纷所普遍运用的机制。经过多年的发展,这一制度已经与各个国家的国情、文化相结合并日益完善、成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我国进一步完善相关立法、特别是提高立法位阶,主要有以下几点理由:1.俗语说:“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法律层面来说,“有人的地方就有纠纷”。而纠纷在一定时期内的不断增加又不可能完全靠法院正式诉讼来消化,可以依靠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来化解纠纷,完善立法,使法院深入开展纠纷多元解决工作有法可依。2.有利于纠纷分流,使法院诉讼案件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提高纠纷的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立法位阶,可以对相关问题提供全方位多角度的制度规范,为各领域、各阶段的纠纷调解提供强力的法律支撑,并可以随着实践的进步,制定出更加详细的配套规范体系。最终实现社会纠纷的合理分流,使法院能够专心办理疑难、复杂诉讼案件。

(二)注重经验总结,发展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方式、方法

为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方面的司法引导、保障、规范职能,推动法院的多元解决机制健全、完善和发展。积极探索开展以下几项工作:一是探索建立诉前裁判评估机制。借鉴国外的早期中立评估制度,应纠纷当事人的请求,由人民法院邀请法律从业者在突发、群体性事件发生的初期,为纠纷双方及党政部门提供纠纷化解的法律标准和预测纠纷进入诉讼的裁判结果,以促进纠纷的早期化解。二是健全法院调解引导机制。在法院立案之前对当事人进行劝导,在征得其同意的情况下,可暂缓立案,先行登记后将案件移送到相关非诉调解组织、调解员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以通过申请法院确认以获得强制执行力,调解不成的,人民法院再正式立案。三是加强法院诉讼中的委托、协助调解。在发挥法院在诉讼调解中的主导作用外,将社会调节、行业调解、专业调解、律师调解、行政调解等调解方式引进法院,调解主体多元、调解方式多元,当事人可自主选择。

(三)加大司法确认力度,保障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权威

法院外的行政机关、社团组织、调解人等机构、人员调解的积极性,除了受到政府有关考核目标的影响外,主要就在于其调解结果是否得以实现,工作成果是否得到肯定。按照《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意见》中的规定,行政机关、行业调解组织或者其他具有调解职能的组织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该“民事合同”要具有强制执行力,仍然需要通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途径来实现。与此不同的是,人民调解协议可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进行确认,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确认决定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作出确认决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此,建议加大司法确认范围和力度,对经行政机关、商事调解组织、行业调解组织等调解后达成的调解协议,可以参照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程序进行确认并直接赋予其强制执行力。

(四)完善调解员库的管理,筑牢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基础

作为法院审判人员,不可能都是各领域的专家,不可能完全清楚当事人纠纷的背景。如果人民法院能够进一步完善调解员库,则法院在受理案件之后,针对专业领域或者地域特点浓厚的案件,可以及时有效地寻找最合适的调解员,协助法院进行调解,化解纠纷。在选任调解员应优先动员和吸收退休的法官、检察官、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及律师、法学专家等加入到调解队伍,逐步增加专家级调解人员的比重,防止依赖调解人的身份或者权势进行调解。建立培训学习制度,积极组织专职调解员通过庭审观摩、组织旁听和调解实例分析、开展经验交流等多种形式。同时,强化考核力度,实行绩效考核,不断提高调解人员的待遇,从而提高其工作积极性。

(五)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促进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实现

要想取得良好的司法效果,还应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制度。具体包括:一是建立诉讼费用的补偿、惩罚机制。不论是法院还是其他调解组织在出具调解建议并明确调解协议后,如果纠纷当事人拒不接受调解协议而又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的,当案件通过正式诉讼程序并裁判后,法官可以将裁判结果与调解方案进行比对,并按照当事人在调解过程中的各类不当行为及其程度给予相应的诉讼费用方面的补偿和惩罚。二是建立调解程序的司法控制制度。可赋予法院在发现案件不适合调解或当事人企图进行虚假调解等情况时终止调解的权力,以便有效地对调解进行司法控制,积极地促进纠纷及时合理的解决。三是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我国目前法律规定的法律援助只适用于法院诉讼当事人,这对于某些需要法律援助而又可以通过ADR程序解决纠纷的当事人而言,显然不利,并且也不利于法院多元解决机制的推行,因此应当扩大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将其运用于人民调解、行业调解等程序。



1)李恩树.诸暨枫桥经验激活民间调解力量[EB/OL].http://www.legaldaily.com.cn/zt/content/2011-12/13/content_3197883.htm?node=28931.2013-10-5.

2)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 当事人起诉到人民法院的民事纠纷,适宜调解的,先行调解,但当事人拒绝调解的除外。

3)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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